ⓘ ⓜ 羽 晴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吳明燁教授

　　　說到青少年，我們腦子裡浮現出的刻板印象總是和“衝動易怒”、“好辯愛頂嘴”、 “反抗叛逆”、“自以為是”或“成群結黨”等形容詞結合在一起。尤其時有所聞的“少女援交”、“沉迷網咖”、校園暴力事件或偶發的青少年圍毆鬥狠事件，更是引發社會大眾對於青少年問題的擔憂。根據中研院舉辦的一項長期性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台灣民眾長期以來認為「青少年犯罪」是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對於青少年群體所形成的社會次文化總是賦予諸如「偏差行為」、「草莓族」或「享樂世代」等負面的標籤。

           事實上，偏差行為與負面的生活型態只是青少年文化的一部份而已。我們之所以對青少年文化抱持較為負面的看法可能源自於我們擔憂青少年無法順利接班成人角色；更具體的說，我們或許提早以成人角色標準來審視青少年的表現，以致感到失望或憂心，而較少設身處地去關懷他們所承受的社會壓力。例如：許多父母埋怨青少年出門總是耳機與手機不離身，回家則是面對電腦或電視機，很少和家人互動，卻很難想到社會力量對他們的束縛可能已妨礙了個體的身心需求，以致於藉用這些裝備來阻隔成人介入他們的世界，採取這種反叛或疏離的方式來對抗高度社會控制下所帶來的壓力。

         美國紐約大學教授Neil Postman 在他的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童年的消失）一書中，感嘆人類重要的發明 ─「童年」，恐將隨著電子媒體無遠弗屆且一覽無遺的播送力量而消失。他推論一旦兒童與青少年可以從電子媒體獲得立即且足夠的知識，就將脫離大人的控制，並且過著和大人相似的生活。這個預言雖然有點危言聳聽，但是從目前青少年生活型態與常見的問題舉凡吸毒或暴力犯罪等趨向成人化的現象來看，青少年和成人之間的分際似乎日益模糊了，大人對於青少年的問題也越來越顯得束手無策了，Postman的預言即使不能當真，對於我們理解青少年文化仍頗有揭示性的意義。

從社會化的觀點來看，「童年的消逝」意謂著重要他人力量的消逝，也就是說，在不久的未來，父母與老師對兒童青少年可能沒有影響力了，更別說要對他們嚴管嚴教了。大人們應當想想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過去三、四百年來，我們的祖先發明了童年的概念，創造了一個「教育與訓練」的生命階段，如今卻成為兒童尤其是青少年亟欲掙脫的「枷鎖」。「教育與訓練」究竟是成人提供給兒童的保護還是枷鎖？在傅柯(Michel Foucault) 的字眼裡，它是「規訓」，是一種被視為正常化且無所不在的社會控制，而家庭與學校則是社會控制的主要機構，也就是「監獄」。隨著社會發展，教育制度欲加發達，青少年階段也就無限的延伸，縱使身心已成熟，有能力自由翱翔，也得被「監禁」在家庭與學校這些「牢籠」裡。電子媒體是否能全面解放牢籠，讓青少年集體逃脫成人的監控，徹底粉碎成人與青少年之間的分際呢？當青少年消失了，社會將變成什麼樣子呢？世代傳承還要進行嗎？如何進行呢？

      「青少年」是１９世紀末，心理學家基於個體發展的階段性特質，自「兒童」的概念區分出來的。當時的西方社會，人口大量湧入都市，貧窮、家庭離散以及犯罪率升高等社會現象提供了一個不利於兒童成長的環境，青少年問題成為都市社會關心的議題，各種「解救兒童運動」(child-saving movement)應聲而起，「延期償付」(moratorium)是其中一項影響青少年發展最深遠的社會安排，也是造成「枷鎖」與「牢籠」的基礎。所謂「延期償付」是指兒童邁入青春期後雖逐漸擁有與成人相似的需要與能力，但為使他們接受足夠的教育訓練，做好成人角色的準備，成人應有的權力與義務均被暫緩。這樣的社會控制一方面提供青少年充分發展自我潛能與社會學習的機會，但另一方面卻壓抑他們自然的需要，造成身心壓力與地位的不穩定性。

　　　在現代社會控制機制下，「青少年」有其獨特的身分與角色，他們的行為是否恰當以及需求是否應當獲得滿足，基本上取決於社會對於青少年角色的期許，而期許的標準往往是經濟的或歷史的等非個體身心發展因素所決定的。以現代社會的複雜性而言，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時間越來越長，經濟獨立與婚姻生活的需求只能往後延宕，大約12至15 歲就發育成熟的青少年往往得持續扮演好長一段時間的「學生」與「子女」等依賴性的角色，無法即時的當家做主，而延宕的時間越長，承受的壓力也就越大。因此，有些社會學家認為青少年文化基本上是一種反抗文化，青少年偏差文化並非社會控制不足而引起的，而是他們對於不穩定地位及其壓力的反抗，所以，面對日益嚴重的青少年問題，該檢討的是社會機制的正當性而非青少年本身。

           隨著人類壽命延長與家庭少子化，再加上教育制度越來越發達，家庭與學校的「保護」與「控制」功能將更增強，以「教育與訓練」為任務的青少年階段勢必持續延伸，然而延伸的時間越長，角色的壓力越大，逃脫社會監控的動力也越強，到底我們該不該坐視不管，讓「青少年」消失，成為歷史名詞？或者我們該尋謀雙贏的策略，調整我們對青少年角色的期待，化解日益形成的對立關係？